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副馆长贾宾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阐述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朱庐执刲”银印如何体现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脉络，并对其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进行了探讨。

这枚被誉为海南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古代官印，也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为何被视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身份证”？贾宾解释说，该银印为海南现存年代最早的古代官印，是其成为镇馆之宝的核心原因。此印为银质方形，边长2.4厘米，印纽为独特的兽首蛇身造型。印面镌刻阴文篆书“朱庐执刲”四字。“朱庐”是汉代合浦郡下属的一个县，其治所位于今海南岛；而“执刲”则是先秦楚国时期授予功勋卓著的重臣与将领的高阶军功爵位，汉代沿袭使用。目前全国仅出土两枚西汉“执刲”官印，另一枚为1975年广西合浦出土的琥珀印，两者形制、规格基本一致。这枚银印实证了汉代官印制度、海南的行政隶属关系以及中央对边疆的授爵体系，是研究汉代海南边疆治理不可替代的核心实物史料。

针对有人认为西汉曾罢弃珠崖郡，中断了对海南岛的管辖，贾宾指出这是一个历史认知误区。他解释，西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朝廷确实下诏罢废珠崖郡，但并非放弃管辖，而是调整了治理模式，在岛内设立朱卢县，归合浦郡管辖。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朱卢县为“都尉治”，兼具行政与军事职能。该银印为汉代俸禄二千石以上高官专属印信，对应郡守、都尉级别，并搭配高阶“执刲”爵位，可判定印主是镇守朱卢县的军事主官，是汉代驻守海南的核心军政长官。银印出土于海南乐东，有力地证明了西汉中央政权在海南的权力行使。因此，罢废珠崖郡仅是行政建制的调整，汉代始终通过设县、置官、驻军等方式对海南岛实施有效管控，这枚银印是推翻“罢郡弃岛”说法的关键实物证据。

在汉代边疆治理体系中，中央授予海南地方此类高阶爵位官印，其政治考量在于将边疆地区和族群纳入全国大一统治理体系，实现中央对边疆的有效管控与整合。汉代规定俸禄二千石以上的高阶官员方可佩戴银印青绶，“执刲”爵位更是专属功勋重臣的高阶荣誉。西汉罢珠崖郡后，朱卢县成为中央管控海南的唯一据点，需要兼顾民政治理和军事维稳，因此朝廷选派兼具兵权和爵位的官员驻守，通过高阶官印确立行政权威，用军功爵位予以荣誉激励，以适应边疆复杂的治理环境。同时，高阶爵位的授予也争取了地方势力和归附民众的政治认同，稳固了中央对海南的主权管辖和军事存在。尽管汉代对海南边疆管控力度因王朝国力更迭有所波动，但这种治理模式为后世中央王朝治理海南奠定了制度基础，确立了以制度、官爵、驻军维系边疆大一统的核心思路。

贾宾认为，“朱庐执刲”银印之所以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身份证”，是因为它与其他散落在西南、岭南等地的汉朝中央颁给边疆地区或周边首领的官印（如“滇王之印”、“文帝行玺”）共同构成了一张覆盖广泛的政治治理网络。这枚银印证明，海南从汉代起就并非“化外之地”，而是正式纳入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版图。“朱庐执刲”银印兼具极高的历史、考古和艺术价值，是见证中国边疆大一统格局的实物载体之一。其历史价值体现在补史证史，直接实证了西汉罢珠崖郡后海南岛仍存续中央下辖的县级政权、驻军体系和朝廷任命的高阶官员，填补了正史史料的实物空白。考古价值在于，海南银印与广西琥珀印南北呼应，是岭南至海南全域纳入汉代统一官爵授封体系的证明，而蛇钮官印存世量稀少，是汉代官印中的特殊门类，多用于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首领，是中央管控边疆的专属印信形制，辨识度与史料价值极高。艺术价值则体现在印文的西汉中期后典型无边白文篆书风格，以及蛇钮雕刻的灵动细腻、造型独特，体现了汉代官印的工艺水准与审美特征。

这枚千年古印对解读中国边疆大一统历史脉络和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启示。贾宾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近现代概念，而是两千余年延续发展的历史事实。古印由中央铸造、朝廷授封、地方官员持印履职，最终留存于海南，完整呈现了汉代清晰的“中央—边疆”层级治理体系。中央通过建制设官、授爵驻军，将海南纳入全国统一制度框架，突破地域与族群壁垒，构建起稳定的政治隶属关系。即便岛内存在族群矛盾，中央对海南的整合治理也从未中断。这枚古印带来了两点启示：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传播，需要依托实物史料、历史细节和真实故事。“朱庐执刲”银印是阐释海南大一统历史的鲜活教材，直观印证海南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有据可依、有史可证。二是研究中国边疆大一统历史，需要跳出王朝兴衰叙事，聚焦建制、置官、驻军、授印等核心治理实证。进入新时代，讲好古印背后的大一统故事，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边疆稳定、传承中华统一历史文脉提供深厚的历史支撑。

贾宾，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海南田野考古、水下考古、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及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