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石窟中，壁画与彩塑所展现的服饰风貌，勾勒出公元4世纪至14世纪中国服装演变的轨迹。这些图像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审美的发展历程，更是一部记录千年流行时尚的史书。

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武琼芳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就敦煌石窟中保存了多少历代服饰图像，以及这些图像如何见证古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文化的多元交融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记者：敦煌石窟中留存了多少历代服饰图像？应如何对其进行分类研究？

武琼芳： 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保存了自北朝至宋元长达千余年的珍贵服饰图像。这些图像以其人物的多样性、历史的连续性以及服饰文化的丰富性，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敦煌石窟中的服饰图像数量庞大，涵盖了世俗人物、僧侣以及融合了现实与想象的神祇形象。尽管尚未有完整统计，但仅隋代38年的营建期内，便修建了近百个洞窟，呈现了约2000身供养人的服饰形象。由此可见，在延续千年的莫高窟营建过程中，服饰图像的总量是极其可观的。

在经变画、故事画等题材的壁画中，每个场景的人物都穿着符合其所处壁画制作年代的服饰。僧侣服饰在千百年间变化不大，而菩萨、天人等神祇的服饰，则多由工匠依据其对当时服饰的理解和部分想象创作而成，这对现代服饰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具服饰研究价值的是供养人服饰。莫高窟最早的洞窟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的北凉时期。尽管当时的供养人形象描绘得较为简略，但其衣着特点，特别是窄袖、短上衣、窄腿长裤的袴褶服饰，已显露出广义上的“胡服”风格。例如，莫高窟第275窟（北凉）就出现了敦煌最早的供养人形象。

在莫高窟第285窟（西魏）的《五百强盗成佛图》中，被士兵剥下扔在地上的衣物，清晰地展现了衣服的平铺样式，几乎如同款式图一般，这是敦煌壁画极具魅力的细节之处。

记者：通过这些服饰图像，如何展现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文化间的多元融合？

武琼芳： 中国古代早期传统服饰以宽袍大袖的“深衣”为代表。研究表明，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西域的袴褶服饰逐渐被中原汉人接纳，并融入了中华传统礼仪服饰体系。

到了隋代，东西方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如隋炀帝曾西行至甘肃张掖举办“二十七国贸易会”。史料记载，隋代大臣上朝时已穿着袴褶服饰，这表明其实用性日益受到重视。

敦煌石窟的隋代壁画中，首次出现了穿着联珠纹锦袍的供养人形象。这种联珠纹织锦据推测源自波斯萨珊王朝（今伊朗地区），在丝绸之路沿线多国有发现。

历史文献记载，波斯国王曾进献锦袍给隋文帝，其华美程度促使隋文帝命昭武九姓出身的官员何稠仿制，结果制出了更为精美的锦袍。

至唐代，源自波斯的联珠纹与本土纺织技术和流行图案相结合，并被中原工匠吸收本土化改良，形成了中国传统织锦纹样中著名的“陵阳公样”。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大量联珠纹织锦实物，兼具中亚和中原风格，直观展现了当时纺织品的精美及高超的织造技艺。

在敦煌壁画中，女性服饰展现出更加多元的面貌。西域贵族女性会模仿她们认为时尚的服饰。例如，莫高窟第285窟（西魏）一组女供养人图像，据题记推测她们可能是鲜卑族男性的妻子，但她们却穿着效仿中原汉族女性的交领大袖儒裙，显得飘逸而美观。

记者：围绕敦煌石窟中丰富的服饰元素，如何对其进行更有效的保护、研究和利用？

武琼芳： 目前，我们主要致力于敦煌服饰的基础研究。首先，需要向公众介绍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古代服饰形象，并深入研究这些服饰的朝代归属、穿着者、场合、所承载的服饰礼仪规范，以及具体的形制和纺织技术等。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与北京服装学院等多家机构联合创办了“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暨创新设计中心”，旨在以最快捷合理的方式呈现研究成果，让大众了解古时服饰在现代人身上的呈现效果。

例如，在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期间举办的“绝色敦煌之夜”服装秀，将传统元素与当代设计理念融合，以敦煌壁画中具有代表性的20身世俗供养人画像为蓝本，选取青绿、土红、土黄、褐黑等为主色调，推出了20套艺术复原服饰和80套创新设计服饰。

两年前，敦煌复原服饰展首次走向国际，在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这25套“重获新生”的服装，严格遵循了敦煌石窟壁画中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服饰造型，在工艺、面料、色彩等方面进行了高度复原。

总而言之，从服装研究角度看，服饰复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仅要求外观的逼真，还需还原面料的织造工艺、染色方法，以及服装的制作工艺和穿用礼仪等。这一复杂过程需要更多研究者、设计师以及敦煌艺术爱好者的参与，激发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结合的深入思考，从而赋予敦煌服饰艺术新的时代活力。